大学生微信使用和社会资本对其公民参与的影响

原标题：大学生微信使用和社会资本对其公民参与的影响

第一作者：王蕾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释：

本文为内容节选，原文刊于《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15年第9辑，该文在2015年国际传播学会ICA（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中国区域会议被授予“最佳论文奖”，2016年被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变革》全文转载。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网络文稿仅作为参考，一切均以正式出版物为主。」

【摘要】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査的方法从微信使用和社会资本两个维度调研北京、天津、武汉、南京、陕西等大中城市“Ｙ世代”大学生的公民参与现状。本研究抽样方法采用的是滚雪球方式（snowball sampling），调査时间为2015年1月，总共回收575份问卷。本研究发现微信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大学生的线上和线下公民参与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线上参与高于线下参与。大学生们对于微信的使用和所具有的搭桥型的社会资本与其线上的公民参与呈正面相关关系。除此之外，娱乐性质的微信使用对大学生的线下公民参与产生积极作用；而紧密型的社会资本与大学生的线上公共参与则呈负相关关系。由此，本研究认为，青年并非不关心政治或对社会公共问题冷漠，他们可能从渐已成为其生活范畴的网络社会中进行社会参与，参与的方式来自日常生活体验。

【关键词】微信；大学生；Ｙ世代；社会资本；公民参与

一、背景介绍

微信（Wechat）是腾讯公司2011年1月21日推出的一款支持IOS、Android、WindowsPhone、BlackBerryOS、Symbian等多种移动媒体平台的即时通讯软体，智能手机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在线商店进行免费下载安装使用。据中国互联网研究中心(CNNIC，2014)第33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27亿，两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微博用户和社交网站用户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37.4%的徽博用户和32.6%的社交网站用户转向使用微信平台(ChunMao，2014)；目前徽信用户规模已接近5亿人，其中大学生成为主要的用户群体，占总人数的64.51%，男性居多，20—30岁年龄段人群占74%。微信已然成为国内最广泛使用的社交网络服务(Gao & Zhang，2013)。在数宇化网络环境中，人们的生活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可以说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在相互地适应和改造着对方。对于从出生起就被数字媒体环绕的，被誉为“网络族群”（NetGeneration，Tapscott，1988）、“数字原住民”(Digitalnative，Prensky，2001）的“Y世代”(Generation Y，Newman，2013:219；Bolton et al.，2013；Stanat，2006)青年，他们时而被批判为浸淫在媒介以逃避现实生活中竞争和压力的“迷惘的一代”(Liu，2011:181），时而被称为注重消费主义和娱乐的“新新人类”(Tamara Jacka et al.，2013:193），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对政治参与毫无兴趣的年轻族群(Li，2005；Zhang，2002)。但是，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即人类对公共生活的关心和参与是人类的本性。在网络社会中，被信息技术渗透其生活方方面面的了世代青年，他们日常的媒体使用和其所具备的社会资本对他们的公民参与行为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其影响程度又是如何呢？大学生是未来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和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是迥异于其祖父辈且率先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并是承载社会转型期各种困境的群体，如学者刘风书所言(Liu，2011)，这一代年轻人身上具有双重矛盾性，在他们身上会发现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并存、国际性和民族性兼备、现代和传统并列、享受物质繁富的同时也经受着为过上更好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他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但也陷人安全感极度缺乏的困境。因此，本文对当代大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公民参与性质和程度的研究不仅于探索话题本身，亦将有助于了解数字技术是如何促进青年公民意识的提升、如何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甚至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政治的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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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年公民参与理论概述

对于“公民参与”的定义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学术阶段有着不同的解释。以前，不少学者倾向于将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这两个概念区分看待，如：普特南（Putnam，2000）将“公民参与”定义为公民联系和参与志愿者组织、地方社区以及政治的活动;而“政治参与”是旨在影响政府政策或官员选举的行为（Delli-Carpini，2004，Zulkin，Keeter，Andolina，Jenkins，&DelliCarpini，2006）。公民参与一般定义为旨在解决问题和帮助他人的有组织性的志愿公益行为（Zhong，2014），特别包括志息者行动、非政府组织的活动（Non-C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社构服务、参与公民性质的组织、为公共事务与大众媒体或地方政府联系慈善捐赠等行为。当然，一些学者己经在经验研究和理论层面开始重新定义公民参与或政治参与，首先学者彼特•道格兰（Peter Dabigren）认为“参与”词的重要特征是与政治元素和媒介环境相关的，同时，兰斯•本奈特（Lance Bennert）彼特•莱文森（Peter Levine）等大批学者也相继认为，随者媒介融合时代的持续发展，“公民参与”的定义不应仅局限于与政治绝缘的志愿及社区活动范畴之中，“政冶参与”也应该摆脱传统党派政冶及与政府有关的政策活动的在梏，“公民”（civic）有了更多“公共”（public）的内涵，“政治”一词也需要更多地被放人广阔的社会领域中去理解，这一系列思想取向汇成公民参与研究中的“新政治观”（王黄，2014）。这也就是说，广义的公民参与概念会部分地将攻治参与包括其中，比如选举、参与政治活动、抗议游行等行为；而政治参与也将与人们私人领域相关的环境、能源、食品、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等公共议题容纳其中。故而，本研充适应当前时代和学木背景，将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结合在一起综合考虑。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民主政治的有序推进以及青年社会公共参与实践的逐渐增多，当代青年已渐进式摆脱高度体制化和阶层化的机构模式，倾向于去中心化特征的网络结构中更为非正式且零散性质的“易出易进”（easy-entrance，easy-exit）的参与行为方式（Norris，2003），学者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2009）认为，当代中国青年政治参与的途径更多地作用于以朋友、家庭以及网络为主的私人领域；学者留亚文（Ya-WenLei，2011）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以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网民政治公民意识在逐渐加强，他们更倾向于民主话语环境中的参与活动。本研究着力于中国Y世代大学生在数字信息时代的参与现状，旨在通过实证调查来证明当前西方学者对于当代青年积极社会参与的理论研究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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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线上和线下公民参与

互联网在国内的更新发展差不多已历经了20个年头，在历史性的威权政治体制、转型期国家所面临的机遇和困境以及广博的网民人口基数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网络在中国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常被称为“中国特色的网络”（Yang，2015）。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在于通过市场化转型发现作为个体的“我”，那么她下一步的挑战就是如何给社会松绑，通过重建社会来发现作为集体的“我们”（刘瑜，2014），而网络的发展无疑给社会力量的壮大提供了契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社会参与对于公民意识的提髙和公民文化潜移默化地推助也是有益的。此前，大学生常被学者评论为对时政和政治漠不关心的一群（Li，2005），网络也常被批评为完全是娱乐化倾向的，但是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对于国家和网民、政治和娱乐、威权和民主等观念的审视不应非黑即白、非彼即此（Yang，2015），如今的政治更贴近人们的生活，而公民和臣民之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立关系。新一代的年轻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大有别于其祖父辈的方式。从某种程度而言，网络在中国引领了公民参与的新时代，而网络化Ｙ世代的青年群体也可以是推动民主政治进步的中坚力量。在传统社会或政治参与观中的青年被认为是较为冷漠的参与者，但在数字网络大潮和上文论及的公民参与“新政治观”视角下，青年参与行为的线上和线下或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研究假设Ｈ1：当代大学生的线上公民参与与其线下公民参与是积极相关的。

（二）微信使用和公民参与

微信作为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一种自媒体，主要有即时语音通信、公众账号和朋友圈三种传播方式，即时语音可实现点对点人际传播和群体间多点传播，公众账号是一种一对多的大众传播方式，用户可据自身需求对关注内容进行“私人定制”，朋友圈是用户之间分享信息以及围绕媒介内容进行讨论交流的场所。据腾讯官方公布信息，20-30岁的青年占了微信用户的74％，据CNNIC网调数据显示，微信用户主要通过QQ好友和手机通讯录扩展自己的社交关系群，可见基于微信平台的传播主要是以强关系为基础的。2011年至今，经过不断发展，微信上各种服务和功能不断完善更新，如：摇一摇、附近的人、扫一扫、微信支付、微信游戏等，社交弱关系链条逐渐加强，传播属性变得更为多元化，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靖鸣，周燕＆马丹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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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已有的大量关于SNS使用和公民参与的研究，以及微信包含社交媒体服务的广泛应用实际，本文试图结合上文对媒体使用进行维度分析，现拟从微信使用程度状况和微信使用内容性质两方面出发，探讨这两方面对于大学生公民参与的影响，微信使用程度状况主要包括微信使用时长（duration）、微信近期使用频率（frequency），此前已有大量研究关注媒体使用频率和时长对于个体公民参与的影响，但是随着媒体平台和终端功能的繁复和多样化，仅仅对使用时长和频率的观测并不能满足对用户媒介整体行为习惯进行了解的要求，在多媒体数字时代，对宁媒介平台整体的使用情况无疑是更加值得关注的。据此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和假设：

研究问题Ｒ1：当代大学生的微信使用行为有何差异？

研究假设Ｈ2－ａ：当代大学生整体微信使用活动和其线上公民参与呈正向相关关系。

研究假设Ｈ2－ｂ：当代大学生整体微信使用活动与其线下公民参与呈正向相关关系。

就中国情境而言，某些学者指出虽然中国互联网受到政府规制且网民大多的在线行为是娱乐导向的，但网络有助于网民从娱乐性讨论向围绕某些重要社会议题而建构的更加严素的话语环境发展（Jingsi Christina Wu，2014）；有学者通过深访国内在线翻译组成员，认为经由粉丝活动繁荣起来的参与性文化能够转换为深层次的公民参与行为（Weiyu Zhang & Chengting Mao，2013）。对于微信娱乐性使用而言，用户可以定制自己感兴趣的娱乐信息公共号，如音乐、影视、体育、游戏、娱乐新闻等，另外，由于媒介融合和移动通信的持续加温以及Ｗi－Ｆi在公共场所的普及，用户已经可以实现平台运用的互联互通和快速切换。综合以上分析讨论，本文在这部分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研究假设Ｈ3－ａ：当代大学生对微信上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其线上公民参与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

研究假设Ｈ3－ｂ：当代大学生对微信上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其线下公民参与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

研究假设Ｈ4－ａ：当代大学生娱乐性微信使用和其线上公民参与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

研究假设Ｈ4－ｂ：当代大学生娱乐性微信使用和其线下公民参与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

（三）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线上紧密型和搭桥型社会资本和其线上公民参与间呈正向相关关系，与线下公民参与间则关系不显著；大学生线下紧密型和搭桥型社会资本与其线下公民参与间呈正向相关关系，但与线上公民参与间关系不太显著。因本研究主要想从技术和环境角度，分别以微信使用和社会资本作为对应分析维度来检测大学生公民参与现状，所以，本研究在社会资本维度重点强调线下社会资本。故而，本文密切结合当前移动互联媒介融合的发展态势，审视“Ｙ世代”中具有良好教育的髙素质大学生群体的社会资本和其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依据相关研究文献，此处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Ｈ5－ａ：当代大学生紧密型社会资本与其线上公民参与间呈正向相关关系。

研究假设Ｈ5－ｂ：当代大学生紧密型社会资本与其线下公民参与间呈正向相关关系。

研究假设Ｈ6－ａ：当代大学生搭桥型社会资本与其线上公民参与间呈正向相关关系。

研究假设Ｈ6－ｂ：当代大学生搭桥型社会资本与其线下公民参与间呈正向相关关系。

四、研究方法

（一）抽样

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査的方法，从微信使用和社会资本两个维度调研中国Ｙ世代大学生（年龄在18—35岁）的公民参与现状。本研究抽样方法采用滚雪球的方式（snowball sampling）。研究者在2013年访学期间接触到很多从我国各地方派来学习访问的老师，故先将问卷发放给来自北京、武汉、天津、河南、南京、陕西等大中城市不同专业领域的大学老师，然后由老师们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将问卷随机发放给他们的学生，每份问卷填写时间大概在10分钟左右，问卷统一回收至专属邮箱，在2014年12月下旬发放至2015年1月底共回收问卷575份。

五、数据分析

参与本次调查的大学生性别构成良好，其中男生315名（55%），女生300名（45%）。83%的参与者为本科生，平均年龄为22岁。另外，参与者所属专业较为均衡；36％来自人文社科专业；32%来自理工科；另外32％来自经济管理，医学等其他科目。调查结果显示，怡好一半的大学生已使用微信1至2年，另外40%的大学生已使用微信半年到一年左右。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30-60分钟左右微信，微信上好友的数量均值在101-150之间。为了回答研究问题一，作者统计了大学生在微信上的各种活动。在使用微信的各种功能中，参与调查者使用较为频繁的包括：发送文宇或语音即时信息(M=3.43，SD=1.03)；给徽信朋友发布的内容点赞(M=3.28,SD=0.97)；翻看微信推送新闻报道(M=3.18，SD=1.03)；在微信朋友全给别人照片评论(M=3.09，SD=0.98）（详见表1）。大学生通过微信获取有关实证新闻或社会热点信息的平均频率为3.28(SD=1.00)；大学生整体上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度居中，M=3.01，SD=0.69。大学生在微信上关注娱乐性活动(如，看电影，肥皂剧）等较少，M=2.53，SD=0.78。此外，大学生们社会资本较强，其中紧密型社会资本(M=3.53，SD=0.65)比搭桥型社会资本(M=3.43，SD=0.59)略多。

首先，如表二所示，大学生的线上公民参与(M=2.42，SD=0.67)较线下公民参与(M=2.30，SD=0.62)更多。线上社会参与与线下社会参与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因此H1得证。为了测量各变量与公民参与行为的关系，我们用不同自变量和公民线上参与行为以及线下参与行为进行了多元层级回归分析。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兴趣的影响因素之后，大学生的微信使用、微信新闻关注频率、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以娱乐性质为导向的徽信使用和他们的紧密或搭桥社会资本在模型中得到了更清楚地展现。

假设H2关注的是大学生整体微信使用与线下和线上公民参与的关系，由表3结果来看，微信使用与线下公民参与和线上公民参与都呈正相关关系，因此，H2a和H2b都得到证实。另外，H3涉及的是大学生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他们线上和线上公民参与的关系。同样由表3结果品示，大学生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与其线下公民参与和线上公民参与之间并没有显著关联，因此假设H3a和H3b都未能被证明。再有，H4提出了大学生娱乐性质的微信使用与大学生的线下与线上公民参与之间关系，由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娱乐性质的微信使用对大学生的线下公民参与有显著正影响，H4a被证实；但娱乐性质的微信使用对大学生的线上公民参与并没有影响，假设H4b未能被证实。H5和H6分别涉及紧密型与搭桥型社会资本对大学生线下和线上公民参与的关系。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紧密型社会资本并未影响大学生的线下公民参与，但负面影响了大学生的线上公民参与。假设H5a未被证实，另外，H5b所关注的紧密型社会资本与线上公民参与有关联，但呈现出负向相关的关系。除此之外，搭桥型社会资本与大学生的线下公民参与和线上公民参与都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H6a和H6b都得到证实。

六、讨论与总结

本文通过对575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首先呈现了大学生微信使用的概况，其次着重揭示了大学生微信使用及其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其在线下和线上的公民参与。概括来说，本文发现，微信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大学生乎均每天使用微信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比较频繁地在微信上发送信息点费评论和查看新闻推送。另外，大学生的紧密型社会资本高于其搭桥型社会资本，而且线上的公民参与高于线下的公民参与。更重要的是，本文发现，大学生的微信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线上线下公民参与活动呈正相关。另外，他们的搭桥型社会资本也都与其线上线下公民参与活动呈正相关。如果在社交媒体兴起之际，我们还在为线上和线下之间的差异争论不休，那么在融合媒体当道、新新媒介蔓生的如今，线上和线下的生态环境或许可以用相互促进、合作交互以及共同生长来描绘。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在《大连接》一书中提出，“弱连接提供信息，强连接提供行动”。由于具备参与成本低且便携易于操作的优势，线上环境确实可以为精通媒介技术使用的青年制造时时参与的契机，而技术是由具有思想意识的个体所主控的，行为个体线下的生活体验、行业知识和人生价值观也会从良性方面促进虚拟世界的参与，线上和线下参与是相互依靠、相伴成长的。针对本研究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有数据表明，微信日益成为超越其他社交媒体被人们广泛用于沟通联络的工具平台。微信平台提供群聊，接收/发送语音、图片、视频、短信，朋友圈分享、互联网购物、理财、游戏等服务，还额外提供基于位置的社交插件“摇一摇”“漂流瓶”等服务，支持 18 种语言，可以在200 多个国家使用。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对于微信的娱乐性使用与其线下公民参与呈正相关关系，而用微信对于新闻等公共事务的关注倒没对线下公民参与有显著的影响，这也部分验证了学者詹金斯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即娱乐性媒介使用有时也会对人们公民参与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学者胡泳在《众声喧哗》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中，我们同时经历着两个平行的过程：公共空间的私人化与私人空间的公共化，这两个过程并非不相容，事实上它们彼此渗透（胡泳，2008:235）。现如今，智能手机已成为时下年轻人最青睐的数字通信终端，琳琅满目的手机软件正填充着人们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和零散间隙，在地铁、公交、车站等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用手机上网的年轻人；人们正日渐运用自己零散的生活间隙，通过各种“共有媒体”或社交平台挤人公共生活，在公共平台上享受私人娱乐的同时，也从各自的生活形态围绕着不断涌现的公共事件或议题对公共空间进行建构。从国内媒介环境来看，“参与”“互动”已逐渐渗入到媒介内容制作和播放当中，各种类型的真人秀节目占据着头版头条，电影、体育新闻、在线游戏等节目在播放时都会有“弹幕”以供观视者进行交流讨论，年轻人在线娱乐自我的同时其实也会潜在地获得“参与”的理念和惯习，随之嵌入到现实生活的社会参与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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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研究显示，具有较多搭桥型社会资本的大学生，会表现出更多的线上和线下公民参与；而具有较多紧密型社会资本的大学生，却有较少的线上公民参与活动。日本学者小林哲郎（Kobayachi，2014） 提出了“通讯茧化效果”（tele-cocooning effect），即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体的使用，促使人们与相似的朋友和亲密家人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在稳固强关系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与异质化的弱关系之间的交流；也就是说，人们倾向于维护自己现有社会关系，而人们的社交时间和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是守衡和恒定的，在维系强关系的时候，往往会占用扩展弱关系的时间，大学生在不同的关系类别上所消耗的精神和情感比例亲疏有别。而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大多时候并非发生在熟识的亲朋好友之间，而是基于以弱关系维系为主的某些社会事件或社会公益组织，故，“通讯茧化效果”理论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有较多紧密型社会资本的学生却比较少地参与线上活动。

最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持续深入、数字信息社会的崛起以及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很多学者逐渐开始重新思考“公民参与”“政治参与”的定义，政治有了公共的内涵，脱离了传统党派政治话语体系的桎梏，而公民参与也日益具备了政冶属性（王蕾，2014）。一些学者认为网络对于人们特别是青年的生活有着高度渗透，在现实生活中政治或公共参与的壁垒堆积且屏障过多的情况下，人们有较大的可能通过网络进行参与，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其自身的公民意识。学者刘瑜指出，“在当今中国，真正关心政治，并不是指关心领导人的起居，而是关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是关心事件，而是关心正义。”（刘瑜，2014）从本研究可以发现，大学生的线上公民参与要高于线下公民参与，也就是说加人某些公共组织、参与投票选举、参与游行或集会等一些传统参与行为并没有在青年群体中占据主流位置，反而是在网络上对公共议题或新闻的评论、讨论、转发或某些虚拟社区活动的参与等行为略高一畴。另外，线上与线下公民参与的关系是正相关的。由此可以看出，青年并非不关心政治或对社会公共问题冷漠，他们可能从渐己成为其生活范畴的网络社会中进行社会参与，一方面由于网络参与的成本和门槛低，另一方面，大多数字社交媒体平台（如：微信）设置了新闻推送以及媒体与用户交流互动的平台，从某种程度促进了大众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推动了公民的参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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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靖鸣，周燕，马丹晨．微信传播方式、特征及其反思. 新闻与写作, 2014年第7期，41-45页.

[2] Benkler, Y. (2006) :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3] Castells Manuel (200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UK: Blackwell.

[4] David P. Levine (2011): The Capacity for Civic Engagem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5] Deen Freelon, Chris Wells and Lance Bennett (2013) : Participation in the Youth Civic Web: Assessing User Activity Levels in Web Sites Presenting

Two Civic Style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10:293 – 309.

……

[33] Tenelle J. Porter (2013) : Moral an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Civic Involvement i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42:2, 239 – 255.

[34] Lance Bennett and Segerberg (2012) :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r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Technolog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rotests against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6): 770 – 799.

[35] Lance Bennett and Segerberg (2012) :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739 – 768.

[36]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37] Boyd MJ et al. (20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s news media use and civic engagement: the indirect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par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4(6), 1167 – 79.

编辑：张梓萌/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互联网信息研究院硕士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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